那个哈佛最年轻助理教授只干了两年。长期主义者的眼界贝聿铭
”是一个建筑师最珍贵的能力，有哪一位雄心勃勃的建筑师会在职业生涯刚刚起步时，就去干一些与创意无关的事情？一干十二年？
1948年，31岁的贝聿铭忽然辞去哈佛教职，投身到犹太地产商齐肯多夫旗下，担任齐氏奈威公司建筑部总监，震惊朋友圈。
1946年，贝聿铭29岁，作为哈佛大学最年轻的助理教授，他不仅仅才华横溢，更具有美国人所想象的东方美德：典雅，含蓄，举止矜持而高贵。在那个对神秘东方充满憧憬的年代，他谦逊优雅的谈吐和举止，莫不令同事和学生们为之倾倒。人们期待着这位风度翩翩的东方之子，在美国学术界大放异彩，一飞冲天。
然而在两年后，贝聿铭的一个决定，如一桶冰水般浇到了同事们的头上。这位来自东方古国的世家子弟、前途无量的高雅艺术家竟然投身于为学术界不齿的“腐败商业圈”——为纽约大地产商齐肯多夫打造一个建筑部门？
这个决定不仅令当时的建筑界大为不解，哈佛的同事们甚至斥之为“背叛”——对学术界和职业道德的背叛。
......考察项目、估算成本、商业谈判、城市规划、施工管理......，三十出头的贝聿铭扛着成打的项目书奔走在各个城市之间，雪片般的问题将他的每一天填的满满当当。
“他经常只得到六个小时的睡眠。”贝聿铭的夫人陆书华说。“公寓里到处都是小纸片，提醒他做这个，做那个，或是和某人联系。”
甚至在日后他回顾这段人生经历时，也常常遗憾地表示，他的创意发展被推迟了。
世界上有一种电影院永远只放一部电影，那叫“博物馆”。如果将业主比喻成制片人，将建筑、展品和观众看作主角，那么建筑师就是导演。
在好莱坞，制作电影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希区柯克式，强调从头至尾贯彻导演的个人意志；另一种是弗朗西斯.科波拉式，在《教父》三部曲等电影中，导演成为一条联结所有合作者的纽带。
整部电影就像一部庞大的工业机器，依照导演脑海中的图景运作，每一个场景、每一个演员、每一个眼神都像钟表齿轮般精确的转动。导演是整部电影的权威导师和唯一的讲述者。
“它看起来可以自给自足，不需要参与者的倾力合作，最终甚至不需要观众的必要参与。它仿佛在宣告：我就是我，不管你喜不喜欢。”好莱坞“剪辑教父”沃尔特.默奇说。
2004年，一部描述建筑大师路易斯.康的纪录片——《我的建筑师》，荣获了美国导演协会最佳纪录片导演奖。这部片的导演、路易斯.康的儿子纳撒尼尔.康曾经采访过贝聿铭：
“我在一次建筑师协会的会议上遇见你父亲。我们就坐在路边，我赞美他设计的理查兹医学中心，......他说‘well，最好的还没出来！’——那是沙克学院。”贝聿铭说。
“是的，我是的。但也许是我比较有耐心一点。”贝聿铭说：“假设说某个业主不同意我的设计，我不会在意，我会改日再来。
我想路易斯就不会这样做，他也许就会一直强势反驳。......我想这不是我能做到的。”
在《教父》等电影的拍摄中，导演弗朗西斯.科波拉将拍摄过程变成了一种有机化学反应。他吸收所有合作者、观众的创造力，就像将粮食、水、酒曲封入一个坛子里。电影在过程中成长壮大，在摄制的过程中舞蹈，不停地发明，不停地集聚新的力量。
在谈论日本美秀美术馆的设计思路时，贝聿铭说:“这是我在日本接的第一个项目。我可能对他们的喜好，对他们的文化和传统过于敏感。但我很想表达对他们的尊重。”
“我必须说，客户比建筑师更重要。因为好的客户会造就好的建筑师。......我的团队比我更重要，我发现，假如没有一个团队，只能走到一定距离。......而一个建筑是否真正具有生命力，最好是由使用它的人来进行评价。”
1957年，贝聿铭接手纽约基普斯湾广场项目。他将SOM事务所的方案全盘推翻，将原来巨大的建筑体改成围绕一个中心花园的两栋板式公寓。花园占地超过一半，为小区居民提供了喧嚣中的一方净土。“公园是基普斯湾的核心，是项目的重中之重。”贝聿铭说。
在那个物欲横流的圈子里，业主们一拿到项目，便争相在有限的土地上尽可能地多盖房子多卖钱，谁会像贝聿铭那样硬拿出一半土地，给居民修一个公园呢？
如果认为贝聿铭仅仅止步于融合投资人、团队和使用者的需求，就大错特错了。他更以自己的艺术智慧，
1991年，小山美秀子委托贝聿铭设计一座美术馆，在听取了业主的需求后，贝聿铭拿出了一个“桃花源”。
2006年，卢浮宫博物馆馆长亨利.卢瓦雷泰拜访贝聿铭位于纽约的办公室。他告诉设计师，玻璃金字塔已经变成了“卢浮宫三宝”之外的“第四宝”。参观者蜂拥而至，堵塞了周围的交通，因此他希望设计师能提供一个对策。
最后，金字塔底部的一个主咨询台被改成了23个服务点。卢浮宫并在《费加罗》解释：“调整获得了贝聿铭的同意。”
曾主管大卢浮宫项目的比亚西尼撰文道：“我想如果现在下令拆毁金字塔，公众的反对意见一定远比1984年还要来得猛烈。”
20年前，当法国民众铺天盖地抨击贝聿铭的方案时，有谁能想到它会迎来今天的盛况？以至于馆方要作出一点点调整，都不得不在媒体上郑重解释......
“在处理建筑范畴的造型、空间、光线和动线之前，必须抽丝剥茧，从复杂的要求中觅到其精髓。我的做法是不断简化，一旦你找到了核心问题，就可以各个击破。”贝聿铭说。
“整个过程从复杂开始，不断简化，直到最为精简，随后在建筑的具体开发和细节处理上，再次回归复杂。”
在那双洞察一切的眼中，美秀美术馆的精髓是“山”，苏州博物馆的关键是“水”，而多哈博物馆的核心则是“阳光”。
1988年，一群美国唱片巨子邀请71岁的贝聿铭为年轻生猛的美国摇滚音乐打造一座名人堂。他们派出两位代表陪同喜爱古典音乐的设计师展开了一周的“摇滚之旅”——参观猫王故居，观看小理查德的演出，新奥尔良......，“虽然它不是我喜欢的音乐类型，但我对此现状很感兴趣，我想表达的是
一直以来，有些批评家认为贝聿铭史诗般的辉煌成就，不过是因为他能够游刃有余地周旋在有权有势的客户之间而已。
“但是他们没意识到，当你想要创造建筑精品的时候，实现用户的需求和利用其资源（基地环境、藏品、资金），恰是一项宝贵的技能。”建筑评论家卡特.怀斯曼说道。
如果说建筑师的工作室是超脱尘世、俯视众生的象牙塔，那么纽约地产圈则是鱼龙混杂的烟尘世界：商人、官员、客户、合作伙伴、项目环境、预算、工程管理。为了将一个项目实施到底，管理者不得不周旋在各色人物之间，处理各种层出不穷的状况，这常常烧得人焦头烂额。
十二年打熬下来，贝聿铭在视野的高度和广度，知识面和人际沟通等能力方面，已经远远超出了一般的建筑师。
1966年，贝聿铭为年轻的达拉斯市设计市政厅。他并没有将目光限定在基地范围，而是几乎“像牧师布道一样”不厌其烦地说服市议会，一道买下旁边的街区，并在中间修一个公园。在公园建成后，地价便迅速上涨。
几年后达拉斯市政府将其中一块土地卖给美联储，光这一笔买卖就值回了全部土地投资。
“横困逆穷，是锻炼豪杰的一副炉锤。能受其锻炼，则身心交益。”——《菜根谭》
长期主义者（long-termist）,基于长期目标制定决策并行动的人。
有多少人在血气方刚的年龄，能够按捺住这种自我表现的欲望，按捺住创意的激情，日复一日地周旋在枯燥而繁琐的事务中？看着自己的创意停滞不前，他的内心难道没有过挣扎？
我相信在他爽朗疏豁的笑容背后，在他谦谦君子般的职业生涯中，还隐藏着另一个更深层的男人，一个隐忍着的有血有肉的伟大心灵。
他一直在努力地压抑着火山一般的激情，等待着自己能驾驭它的那一天。当那一刻来临，激情的岩浆便尽情地爆发，染红天际。
1960年，韦伯普纳公司设计部的门外，在灰暗无光的设计部招牌下面，钉上了一块铮亮的铜牌——“贝聿铭与助手事务所”。一轮皎洁的明月在时代浪潮中冉冉升起。
至成立20年时，这个事务所已完成了50个项目，其中七成获奖。当一个普通美国人提起“I.M.Pei”时，大多会想到美国国家美术馆东馆，肯尼迪图书馆......
1967年5月10日，位于科罗拉多州的美国大气研究中心落成，这座像巨石阵一样孤傲兀立在莽莽落基山脉中的建筑，被《今日世界》、《世界建筑》誉为将建筑升华至艺术境界，创立的一座“配合天然景色的杰作”。
1978年6月1日，美国总统卡特为美国国家美术馆东馆剪彩。这座雄伟的美术馆不仅获得了美国建筑界最高荣誉的美国建筑师协会25年奖，而且被邮政署收录入十二座《美国现代建筑经典》的邮票中。
1997年11月3日，深藏于日本甲贺市信乐山区的美秀美术馆开幕，当年便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全球十大建筑。从室外吊桥到室内灯光，这座深藏在大山里的项目荣获奖项近十个之多。
“贝聿铭特别强大的一点，以及他的设计中最令人愉悦的地方，并不是那个具体的房子，而是这些建筑作为文明与文化的纪念碑而矗立着。
它们虽然由冰冷的玻璃和混凝土构成，却依然散发着温暖的气息。”——建筑与城市研究（IAUS）负责人彼得.埃森曼
无论是业主还是参观者，当置身于他设计的建筑中时，都可以感觉到一股睿智而温暖的气息在身边缓缓流淌，滋润心房。
7、迈克尔.翁达杰.《剪辑之道》.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返回搜狐，查看更加多